據中國之聲《新聞縱橫》報導，紅黴素眼膏、複方甘草片是很多家庭的必備良藥，蚊蟲叮咬、感冒咳嗽等小病小災的都能用得上，幾毛錢的價格也給很多人留下美好回憶。

然而這些家庭常用藥最近開始漲價了，在部分地方，廉價藥的價格甚至出現翻倍上漲，有的藥品在短短一年內價格漲20倍，即便這樣仍然一藥難求。老百姓熟悉的廉價藥去哪兒了？誰助推了藥價的上漲？

濟南市民楊女士的眼睛最近又上火了，本想到社區服務中心多買幾支紅黴素眼膏備用，卻被告知已經沒貨了，而且不確定什麼時間能再來貨。輾轉跑了三四家藥店，楊女士終於買到了紅黴素眼膏，讓她想不到的是，短短半年間，原來幾毛錢一支的藥膏已經漲到了四塊六，“雖然也不太貴，能負擔得起，但是這么短的時間從幾毛漲到這個價格，在心理上覺得不能接受。”

    記者隨後在濟南幾家藥店進行實地走訪發現，不僅紅黴素眼膏的價格漲了，像谷維素、立普妥、複方甘草片等藥品價格都上漲數倍。以往6毛錢一瓶的谷維素片如今上漲到了8.5元/瓶；治療冠心病的立普妥以前每盒7塊錢，如今一盒的價格上漲到了60多元；而用於治療急性非淋巴細胞白血病的高三尖杉酯鹼注射液，每支價格也已由1年前的5元上漲到現在的110元，價格暴漲20多倍。

    其實，濟南廉價藥供應短缺並大幅漲價在全國並非個例。近年來在全國多地，廉價藥頻頻告急的訊息屢屢被曝出。2015年底，安徽一名13歲小患者急需的廉價“救命藥”平陽黴素，在安徽全省只找到4盒庫存；2016年，溴吡斯的明片出現藥荒，全國很多重症肌無力患者都在尋找這種救命藥，而這種廉價藥的價格也從原本的33元被炒到280元的高價。

山東某醫藥公司負責人馬志強表示，廉價藥價格上漲不排除有部分藥企通過壟斷地位抬高藥品價格，“比如前一段時間炒得比較熱的魚精蛋白，可能只有兩家生產，北方是北京的廠家生產，南方是上海的企業生產，他們聯合起來壟斷市場，給政府和社會施加壓力來漲價，這種現象也是有的。”

　　除了價格壟斷，廉價藥品漲價更多是一種市場行為。當企業生產廉價藥的原材料、人工、物流等成本不斷上升，甚至逼近售價時，許多企業不得不停產。企業停產必然加劇廉價藥供應短缺，從而助推廉價藥價格飆升。山東某藥廠研發負責人劉先生說，廉價藥被認為是“有療效、無錢途”，任何一家藥品生產企業都無法承受賠本生產，他們很難只靠良心和責任運轉，“不漲價藥廠就等死，現在確實很多廉價藥都消失了，有的藥廠也是迫不得已，原價維持不住，比如低價藥招標後也不一定能中上，即使中上之後也不一定賣得出去。”

　　當生產廉價藥無利可圖，有些企業玩起了“新瓶裝老酒”的把戲。同一種藥，換個名稱、換個包裝、換個批文，身價就可以翻幾倍甚至幾十倍。如此一來，一些廉價藥脫掉“廉價”的外衣，以全新包裝重出江湖，而每一次換裝都意味著價格的飆升。以消炎藥為例，從四環素到阿莫西林再到頭孢的蛻變，與之緊隨的就是價格從幾毛錢到四五塊錢再到二十多塊錢的攀升。

　　以紅黴素眼膏、複方甘草片為代表的廉價藥，又被稱作基本藥物，是指能夠滿足基本醫療衛生需求，劑型適宜、保證供應、基層能夠配備、國民能夠公平獲得的藥品。然而，在2016年全國兩會上，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、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於明德指出，廉價藥品正在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。即便療效再好，但藥品價格低，企業不生產，老百姓沒藥買，廉價藥正進入到一個死循環。如何破解廉價藥供應短缺的難題？

對此，國務院國家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認為，廉價藥的供給需要政府的“有形之手”來托底，“通過市場手段是解決不了的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通過政府的公共財政之手舉辦相當數量的政府全資托底藥廠，讓它賠本經營，政府公共財政兜底，那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。”

　　業內人士表示，廉價藥供應短缺的現狀短時間很難改變。未來在醫藥行業里，只有政府、藥企和醫院三方不斷博弈，最終找到一個市場平衡點，才有可能使廉價藥真正流通到患者手中。